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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现 叶 家 山
  • 发布时间:2015-08-06 16:40
  • 信息来源:随州日报
  • 编辑:admin
  • 审核:罗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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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土丘,发现它具有非凡价值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曾侯。曾侯家族是一个崇尚祖先的姬姓贵族,在他们看来,死去的先人与上帝有同样的神力,能赐给家族以祸福。为让家族获得先祖的庇护,姬姓曾侯家族诚邀天下高士,寻遍随州山山水水,终于发现这里是栖息一个家族灵魂的所在。 

  叶家山海拔高度88米,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100米,典型的低山丘陵地形。这里距今天的随州市城区直线距离3公里,在漂水河上架一座桥,它就是随州市城区的一部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叶家山东望桐柏,北依漂水,西连涢水,南面平原。桐柏属秦岭余脉,主峰太白顶1140米,依次而下,是大量的陂陀岗地和冲激平原。相峙而雄的大洪山1055米的高度,其下是千岩万壑,蜿蜒曲折与桐柏山脉牵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狭长“玄牝之地”——随枣走廊。这是连接中国平原大地和荆楚地区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这条通道长约130公里,期间峰峦交错,百溪争流,神秘莫测,观瞻丰富。 

  众多的丘陵与眼前的叶家山一样,是人们好亲近,能亲昵的所在。因为可以亲近,人类才会去栖居,栖居就会熟悉产生感情,这就是爱,有爱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思绪和诗意的情怀。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诞生于这种千姿百态、浩然丰赡人类能够居住的丘陵地貌。 

  丘陵是人类创造文明最理想的地方,它没有明显的地形构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丘陵都是一个模式,然而,你细心体察,绝没有两个以上一模一样的丘陵。就好像中国的家,几乎一模一样,但所有的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众多的家构成一个国。中国文化其实就是这种从家到国的丘陵递归模式。叶家山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则宏大隐喻。丘陵的大结构内部充满了无数同样形式的小结构。丘陵的一部分仍是丘陵,通过一个具体的剖析而得出相关性的结论,从而可以得出丘陵的整体特征。这就是“众山围绕一山圆”。在中国古代,丘壑就是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丘壑块垒于胸,普通丘陵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叶家山背后有一条很丰沛的河流叫漂水。漂水是一条流域面积达1090平方公里、多年径流量达3.43亿立方米、年平均(流)水372亿立方米的常年河流。它从桐柏山逶迤而来,环绕叶家山向西而去进入涢水。涢水是随枣走廊中一条最重要的河流,它是湖北省唯一的一条境内河。它在随州境内称涢水,出随州境称府河。1959年以前,它汇合汉水而流入长江,1959年府河下游治理水患,改道直接进入长江。 

  中国文化能在随枣走廊发生发展,就依赖这条丰沛的涢水。涢水在随州境内流长194公里,大小103条支流呈叶脉状纵横交错于随枣走廊间大小丘陵之间。“随地因山为郡”,地势由南北渐向中部微缓倾斜。南、北、西部为海拔200米左右的低山丘陵,中部为海拔百米以下的陂陀岗地,东南为海拔60米左右的平川。这种典型的“玄牝之地”是最适合万物生长的地方。“牝”是雌性生殖器官,随枣走廊就是狭长的生殖万物的美妙器官。这里有千变万化的低山丘陵,也有蜿蜒曲折的完美水系,这就为生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须的条件。绿色植物吸取二氧化碳和充足的水份,接受太阳的光辉,进行光合作用,生产出人类生命两种最重要的物质,这就是葡萄糖和氧气。这两种东西必然弥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气息。这种生命气息就是天地正气。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就是说玄牝之地才是万物生长的地方。随州优良的自然环境才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之地。 

  3000年前的曾侯,庄严神圣地把珍贵的历史信息藏匿于叶家山的岗地深处。奴隶们手持青铜锛或青铜锸,把墓坑挖到6米的深度。铜锛相当于今天的挖锄,锛面达到8厘米,铜锸相当于今天的挖土工具。《释名》:臿,插也,插起土地。锸的刃口是套在木板的前端的,木板的后部装着直柄,相当于今天的锹。这些青铜工具在墓坑边留下清晰的工具痕。墓口东西长5.02米,南北宽3.60米,墓底长4.8米,宽3.2米。这种墓坑深掘的葬制,是典型的西周初年中原地区常见的葬制。这种墓葬制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墓主人是西周的贵族,信奉的是中原的丧葬传统习俗。随葬器物中有“曾侯”字样。这说明此时,曾侯已接受西周分封,或者就是姬姓血亲诸侯。 

  叶家山突然被今天的人类世界关注,是因为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些文物。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全社会都有较强的文物意识,村民迅疾上报,逐级报到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队,对这座不起眼的土丘进行了抢救性全面揭露和科学发掘。 

  第一期的发掘工作结束,发掘墓葬63座,出土文物739件套。墓主人为西周初期成康年代。发掘简报发布后,顿时震惊了中国历史学界。叶家山被满票推荐为2011年十大考古发现。很多人认为叶家山挖到了什么宝贝。其实考古不是挖宝,而是发现历史真实。墓葬方式蕴含着真实的历史信息,墓中的坛坛罐罐是3000年前真实历史的载体,历史文化则是这些坛坛罐罐的灵魂。这些文化元素,事关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在、未来。若是想问一件青铜器文物值多少钱,就问一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未来值多少钱?所以,参加投票的中国历史学界的所有专家学者把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随州这座不起眼的土丘。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叶家山的价值就在于它让一个民族恢复了中国文化发生发展时期的历史记忆。这是多少金钱财富也难以买到的。叶家山墓地所处的时间是商周交替时期,这是中国文化成形最重要的阶段。世界上通用的文明起源的标准有三条,第一要有城市,有城市就会有城乡差别;第二是文字,人类思想文化的存在和传播必须通过文字;第三是礼仪建筑,它不是为生活需要而建造,而是为信仰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而修建。眼前的叶家山墓地就是为了先祖的神灵栖息而修建的,就是礼仪建筑。 

  马克思认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是马克思关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城内是身份高贵者居住的“官城”,城外居住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平民。叶家山只是“曾侯贵族”神圣崇高的死地,这个家族的生地一定离叶家山不远。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在西花园与庙台子的一次小规模野外考古发掘。这两处文化遗址从东周文化层迭压堆积,有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迭压着石家河文化遗存,再迭压着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中国夏文化的早期阶段,距今4600年——40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000年——4600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炎黄传说”时代文化。这种层层叠压恰恰说明随州文化的延续性。或者说,这种文化遗存的层层叠压就是文化的累积,就是历史的量变堆积过程。我们知道:文明绝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形成的。只有无数的发明和创造累积在一起,才形成文明。这就是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这正好印证了叶家山曾侯贵族的来历不凡。 

  因为随枣走廊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合人类的居住。从新石器到青铜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产生阶级对阶级的剥削。这就是说,随州具有产生文明的基础。随州正在实施“世界华人谒祖圣地”的省级战略。说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你就必须拿出干货,就是货真价实,拿得出手,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证据。庙台子遗址的层层历史文化堆积就是比任何历史文献都有说服力的证据。 

  叶家山墓地考古队为了探寻曾侯贵族生前居地,以叶家山为中心,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区域系统调查,终于发现了一个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聚落群。因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当年的发掘是小规模,并未从宏观上作系统调查,许多当年参与西花园、庙台子野外考古发掘的人都感到当年的疏忽,而造成人生的遗憾。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其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历史发现。这种疏忽就让这种历史发现迟了30年。这次系统调查,当年的庙台子遗址周围有环壕遗存,周边发现有城墙的遗痕。综合遗址的规模、文化堆积、年代诸元素分析,庙台子极有可能是曾侯的都城遗址。当然,这需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证实。然而,叶家山墓地的发掘,让西周早期曾侯的政治中心日渐明朗。这个古城遗址应该就是和叶家山曾侯家族死地相对应的曾侯生地。 

  中国有一个时代叫疑古时代。这是晚清以来的一种疑古思潮,他们认为古史传说时代,后人作伪的成分很多,是不能够相信的。王国维先生认为对历史的研究,应该把地下的东西与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研究。用地上和地下的相互印证,就是有名的“二重证据法”。又有人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分为两个部分,即有字和无字。有字的叫出土文献,地上的传世文献是指古时经传抄递交的文字。是古时代的认为夏、商、周三代没有文献,其历史不可相信。中国的传世文献是从公元前841年东周共和元年开始的。然而,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由定型到兴盛的重要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果中华文明只从公元前841年算起,一下子就把中华文明砍去了一半。 

  考古就是一种发现。通过考古我们发现夏、商、周三代是存在的,在文化上是一系的。都有共同的中国文明特征。孔子就认为夏的继承是商,商的继承是周。所以传统认为夏、商、周三代只是是统治者的替换,制度和人民是一脉相承的,是和秦、汉、唐、宋、元、明、清一样的王朝交替。因为考古材料中,商、周两代文字一致,证明了这种文化的连续继承。在考古材料中,只要文物中有文字,都会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发现。这种发现改变人们对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认识。 

  考古发现证明马克思“文明的基础是剥削”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考古中发现,政权的集中总是和财富的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富的集中,必然对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现有的文献和考古已经证明,夏、商、周三代都是一个共同文化特征,只是从较小的地域向更大的地区扩展。这种扩展就是政权的集中,财富的集中,文明的扩大展开过程。 

  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从《尚书》记载夏、商、周,到今天,历史从未间断,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中国的史学家视真实如生命,才使历史文献得以传世。中国古代有史官,名为太史。太史的级别不高,但太史存在的意义不能低估。齐国的太史三兄弟因为在史书上写下了“崔杼弑庄公”,三兄弟前赴后继,就为一段真实的历史。他们没有想起过要名垂青史,就为一个事件的真实让后人知道。

  崔杼有个很漂亮的妻子,被齐庄王看中了。崔杼用计杀死了齐庄王。齐国太史在史书上写下了“崔杼弑庄王”五个字,被崔杼杀了。太史的二弟继任太史,依然写下了这五个字,又被崔杼杀了。太史的小弟弟再继任,依然这样写。崔杼不敢再杀,只得作罢。我们今天读这五个字,就知道了历史的真实。

  齐太史三兄弟在历史上连名字也没留下,但三兄弟为“崔杼弑庄公”五个字的记录成为历史真实而献身,成为后世史官的楷模。中国历史文献能传世就因为中国有重视、珍惜历史的太史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让中国历史有了沉甸甸的份量。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用文字让记忆时代相传。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记忆,文字能够让记忆凝固成历史。一个民族认同的根本要素就是集体性记忆。这种群体性的共同记忆就必然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让它融入今天,走向未来。记忆与生存发展关系密切。龚自珍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如果遇到了天灾人祸,只要不毁灭这个民族的记忆,这个民族很快就能恢复生机与活力。发现叶家山就在于这里让一个伟大的民族找到了自己的记忆。 


  上世纪国家有个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叫“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时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该项目的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他准确地判断叶家山曾侯墓葬27号墓葬年代为西周成、康年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新华社公告,周成王为公元前1042年,周康王为公元前1022年。 

  李伯谦先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副组长,首席科学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主持人。他受到叶家山墓地考古队的邀请,来到了叶家山墓地考古现场,手持出土的文物标本,摩挲把玩良久,在一个历史学家眼里,把一个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自己抚摩把玩的就是历史的真实。他觉得发现叶家山曾侯墓地,对夏、商、周三代的研究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因为他判断这些墓葬均为西周早期的成、康年间,某些铜器甚至早到商代晚期。李先生主要指一号墓中出土文物中有日干命名的器物。相关学者研究,姬姓周人不以日干命名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参观发掘现场,品鉴部分出土文物后,认为叶家山的曾侯墓葬虽然不确认曾侯为姬姓,但可以确定姬姓西周早期甚至更早的时间已在经营汉水之东,以长江两岸的地区,除了构筑拱卫南土军事屏藩之外,也与攫取南方的经济资源有关。 

  中国历史到了商末,国家的本质已逐渐明朗。商王对人民的财产和生命有很大的处理权。盘庚迁都要杀戮不遵从命令的人,说明商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殷商王朝是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最高是王,还有大批贵族官吏。在都城以外的广大地区,有众多的方伯和诸侯。其中最有名的当是《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之公”。 

  九侯就是鬼方。《易经》和《诗经》中均有记载。 

  《易经·爻辞》中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诗经·大雅》中:大小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这说明从武丁到商纣,鬼方一直是商的敌对国。武丁作为中兴之主,经过了许多波折,才取得了胜利。 

  2007年,随州安居羊子山四号墓出土有大量鄂王铭文,说明鄂侯与商王对立,已经南迁定居随州。 

  叶家山曾侯墓地的发现,确实证明西伯昌、鄂侯、九侯有密切的联系。叶家山曾侯墓葬中虽没有出土证明曾侯就是姬姓的直接材料,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刘节先生就根据安州六器推断为姬姓。安州六器的“曾”字也不从日,随州及周边区域从西周早期到晚期不可能被另一姓氏替代,昭王南征对曾的亲密,有许多文物可佐证,这种亲密说明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叶家山曾侯墓地的发现,可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商末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加剧了各种矛盾,有智慧的贵族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随州安居羊子山的鄂王墓,说明鄂王冒犯了商统治者,鄂族南迁既可以理解为避乱,也可以看作是向南方的发展。 

  周文王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春秋·繁露·郊祭》中说:“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商与周并没有天子、诸侯的名分。诸侯创立基业,不受他人之赐命。文王能够秉承先祖的德业,致力于农耕,并且节俭勤劳,爱惜百姓。《尚书·无逸》中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文王派自己的嫡近亲属进入随枣走廊,掌控南方的经济资源,攫取财富,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姬姓贵族与鄂姓贵族先后进入随枣走廊定居发展,相安无事,说明这两个贵族集团有良好的关系。安州六器的铭文中说,周昭王南征时,曾在“鄂”地驻军,并把行宫设立在“曾”。更说明曾侯与周王有血缘之亲。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周厉王。《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噩王驭方献礼并宴请周王,周王厚赐驭方。到噩侯驭方率淮夷,东夷叛周,周王下令把噩侯老小全部杀完。 

  九侯是商周时期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但叶家山曾侯墓中曾侯谏夫人为隗姓。说明西周早期,姬姓贵族与隗姓,即九侯是联姻的。解放后,有学者论证九侯的地望在晋南。大概在周康王晚年,有康王伐鬼方的战争。 

  不见于传世文献,而见于出土文献“小孟鼎”之铭文。铭文说,周代鬼方取得大胜利,两次战争俘鬼方首领3人,斩首4000余,俘虏13081人,车马牛羊不计其数。第二次又俘鬼方首领一人,斩俘数万,俘车百辆。鬼方遭此打击,也让周王朝出现了有名的成康之治的鼎盛时代。 

  叶家山曾侯古墓的发掘还在进行中,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殷商时代的信息。西周政权只是一个黄河中心的小邦国发展起来的,在他还没有取代殷商政权的时候,为什么就来“随枣走廊”发展自己的势力?西周的成康年间,是中国文化定形的重要时期,随州是否就是西周政权在南方的边界?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权是怎样开发治理南方的?探索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叶家山就自然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关注的地方。 

  2011年10月29日,中国先秦历史学会年会由武汉大学主办,这个学会是中国历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学会理事长单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年会由三家理事长单位轮流举办。武汉大学在举办2011年年会的时候,入会代表一致要求能在随州设立分会场。150名代表是中外先秦史学界顶级精英,他们清晨从武汉出发,看完叶家山,连饭也顾不上吃,又去随州博物馆参观叶家山的出土文物。匆匆吃了自助餐,就开会研讨随州文化。公元前1042年,这个世界还是一片荒凉的时候,随州就有这么精美的文物,这个地方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加强随州文化的研究,其实就是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入会代表江林昌,1961年生,浙江杭州临安人。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烟台大学副校长,文献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盟山东省委常委、烟台市委主委。曾先后师从我国两代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学习先秦两汉历史考古文献。曾参加国务院主持的以研究五千年文明史为目标的国家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古文明探源工程”。现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江先生提议:“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出土礼乐重器编钟的地方,今天的叶家山曾侯家族墓群证明,从曾侯谏到曾侯乙,有60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么原因支撑一个贵族的稳定发展?我建议把随州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范本地区。” 

  大会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随州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范本地区。”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按一定的规律发展的普遍真理。所谓中国文化的范本地区,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生态的各种元素里,隐匿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深入了解和掌握历史的现象,并用马克思历史主义的观点,剖析历史现象,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的发掘正在进行之中,这次发掘就是中华文明长度和广度的发现。漫长的中国历史传流历程,在广博的场域展开。人类历史文明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那么多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国文化还存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代,中国文化两个最重要的区域,这就是充满淋漓水气、瑰丽多姿的长江流域和厚重质朴、循规蹈矩的黄河流域,在随州地区反复交融激荡。 

  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执教的张光直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交互作用。他觉得这种交互作用才是产生文明的温床。这种不断的冲突融合,其实就是为中华文明提供营养。让中华文明始终是一种成长的态势。对这种交互作用地区的文化剖析,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样本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会让我们有很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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