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夏朝建立前后随州一带有关历史传说

    一、尧放丹朱
    
　　所谓夏朝建立前后，指尧舜禹时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大约与石家河文化相当。在这一时期，随州一带乃至整个长江中游都是三苗的居地。《战国策·魏策》记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列传》所记略同，但以洞庭为左，彭蠡为右。洞庭即湘北的洞庭湖。彭蠡即《尚书·禹贡》汉水入江“东汇泽为彭蠡”的彭蠡，为今湖北黄梅至安徽望江间湖泊的通称。魏源：《书古微》卷5“九江”条 文山不可考，衡山则非湘南衡山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中山经》，巴蜀书社1985年版。《山海经·中山经》：宣山(按今河南泌阳)“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即《水经注·汝水》之雉衡山，在今河南南召县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的路线：“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此衡山在淮水和南郡之间，即今安徽霍山县南的霍山。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6两座衡山分别于桐柏山与大别山的东西两端，吴起说的衡山“所指或许是桐柏山及大别山各山脉”。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总之，三苗活动区域大致在伏牛山、桐柏山及大别山以南的长江两岸一带地区，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合。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位于桐柏山南麓的随州地区，自然属于三苗的北疆，因而在夏人同三苗的斗争中，这一带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尧舜禹也由此同随州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尧放丹朱于丹水，则是夏人南征的嚆矢。《世本》：“尧娶散宜氏之子(女)，谓之女皇，女皇生丹朱。”《尚书·尧典》也说丹朱为尧子。《汉书·律历志·世经》云：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太平御览》卷70引《尚书逸篇》略同。《古本竹书纪年》谓：“放帝丹朱于丹水。”《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引；《路史·后纪》卷10注引。丹水在何处呢?范汪《荆州记》：“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可见，丹水即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其地恰当随枣走廊西端。尧放丹朱于丹水，实际上是封丹朱于丹水。既是封，其地当非限于丹水一隅，应包括今随枣走廊于其中。此后不久丹朱敢于联结三苗以抗尧舜，即文献所谓“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证实丹朱的实力不小，而实力与地盘密切相关。为了对付丹朱和三苗的反抗，“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帝王世纪》亦云：“诸侯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水经注·丹水》进一步论证丹水之浦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即丹朱受封之地。看来，这次战争尧只是拆散了丹朱与三苗的联盟，并未完全征服对方。
    
　　二、舜耕厉山
    
　　舜继位后，对三苗采取了先教化、后分流的策略。《韩非子·五蠹》云：“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尚)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吕氏春秋·上德》、《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记略同。“舜却苗民”后，进一步“更易其俗”。待一切关系理顺，舜又对三苗采取分散流放的措施，即所谓“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对三苗政策的调整，初步改善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在对三苗进行教化和分流的同时，当有部分夏人移居三苗北部的丹水之滨以至随枣走廊。所谓“舜耕厉山”，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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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虞书》说：“帝(舜)初于厉山往于田。”《竹书纪年》也说：舜“耕于厉山”。《史记·五帝本纪》还说：“舜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这厉山，人们多以为指今随州厉山。尽管舜耕厉山属于历史传，但人们却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古往今来，人们在厉山留下许多纪念舜的遗迹，如厉山山上有舜帝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其中尤以舜井的传说最多。据清同治《随州志》记载，随州城南一里有东汉灵帝光和三年之舜子巷义井碑。《方舆胜览》称：“舜井碑在随州，碑字漫灭，惟碑阴有‘五大夫’三字，相传秦时碑。”又《法帖神目》曰：“碑阴题名之下尚有数十字，盖纪事之辞。”又据今本《随州志·古迹》记载：“舜井冲有井一口，民间传为舜掘。井旁有碑，原为秦时县令所立。(碑)正面篆刻‘舜井’二字，碑后镌记舜于烈山耕耨种植、教民掏井故事。后来秦碑遭毁，宋时续立新碑，款格沿用秦式。此碑于抗日战争时毁坏，舜井在‘文化大革命’中堙废。” 正当人们为舜井碑的去向不明扼腕叹息之时，《湖北日报》的一则消息使人们由惋惜转为庆幸。该报报道说：一块书有“舜井”的碑石和碑座相继在随州市水河旁徐家湾发现〖BFQ〗，经文物专家鉴定：此碑为宋时所立。碑系青石凿成，高〖BF〗1．１５米、宽0．９米、厚0．１３米，上面清楚地刻着“舜井”二字，连同碑背面的文字，均与古书记载相同。
    
　　如果说，“舜耕厉山”的传说多少会有些历史的影像，那么，“舜葬九嶷”则或许不无真实的成分了。据《帝王世纪》记载，舜晚年使禹摄政，三苗再次反叛。
    
　　舜亲驾“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史记·五帝本纪》 云：舜 “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礼记·檀弓上》 、 《大戴礼记·五帝德》 说舜死后葬于苍梧之野，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葬于苍梧山之阳，《山海经·海内经》及《史记·五帝本纪》说葬于江南九嶷山。其实，苍梧山即九嶷山，又作九疑山。《汉书·武帝》：“望祀虞舜于九疑。”《水经注·湘水》：“(九疑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移焉，故曰‘九疑山’。”古今学者大都认为，舜所葬之九嶷山位于今湖南零陵。然而，张良皋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舜葬之九嶷山即今随州大洪山。概括说来，其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记载舜葬九嶷的文献，大都是秦汉时人所为，而前文已论证秦汉时人眼中的南岳衡山即今安徽霍山县境内的霍山，而同此南岳衡山配套的九嶷山应与之相距不远，大洪山则正好合适。第二，《艺文类聚》卷七引《淮南子》说：“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多。”今大洪山迤南是湖泊密布的江汉平原，“水事”众多；若零陵九嶷之南，五岭盘亘，“水事”实无多。第三，前文曾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秦始皇南巡路线为：“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伐湘山树，赭其山。”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伐树“赭(烧)其山”，其路线不可能经岳州洞庭湖去烧某个湘山。他此番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渡淮水”，“之衡山(今安徽霍山)”、“南郡(今湖北荆沙江陵)”，其所烧湘山必在大洪山之南端，很可能即今湖北安陆白兆山。因为这一带有湘水二神的故事流传，后世梁代又置湘州于此，证明此处确有水名“湘水”。这也恰好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舜妃葬湘山，为湘水神”的记载相符。第四，虞舜的故事聚集在大洪山不止一端，水正源之一的大洪山娥皇洞，就出于虞舜故事。 第五，从考古发现来看，湘南迄今未发现夏人遗迹，因此，虞舜的活动范围也不可能远及零陵九嶷。总之，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肯定张良皋先生的论证正确与否，但若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当今的考古发现，把大洪山作为舜所葬之九嶷山并非毫无道理，它至少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三、禹败三苗
    
　　舜征三苗“道死苍梧”后，禹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墨子·非攻》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妊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兼爱》还记录禹出征前的誓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按即禹)，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邦)诸群(辟)，以征有苗。”从誓言来看，此时的禹不仅接替了舜的地位，而且比舜更有权威，俨然国王。这是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重要信息。 经过这次摧毁性的打击，三苗后世就此衰微，即所谓“后乃遂几”，三苗之地也纳入了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作为三苗北疆的随枣走廊一带，自然是首当其冲了。这一变化在江汉地区原始文化发展序列中也有所表现：夏初，夏文化的影响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达到了长江之滨。如在河南淅川下王岗(即“丹水之浦”)、湖北宜昌白庙子、随州西花园和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中，均发现了一些早于商，晚于龙山文化而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如二里头文化中比较典型的器物如橄榄形罐、口沿捏花边的(或称鸡冠形)罐、澄滤器、三足盘、四足方鼎等，在这些遗址中也能见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这大概是禹占领三苗地区在考古上的反映。

第二节　殷商、西周时期的“南土”

    一、殷人南征的要道
    
　　商周时期，今随枣乃至整个江汉地区被称作“南土”。在殷墟出土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涉及“南土”的就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卜问农业收成的，如“甲午卜亘贞，南土受年”；一是卜问将士是否安全、有无战事的，如“多霄亡祸在南土”?“雀亡祸在南土，果告事”；一是卜问是否应对南土用兵的，如“王曰：‘虫余自征，不征’”等。吴量恺：《曾随文化与名城随州》，《炎黄文化与名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商人所说的“南土”，与周人所说的“南土”区位基本相合。《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的话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随州地处邓、楚之间，邓、楚为“南土”，随州地区当在其中。“南土”有时也作“南乡”、“南国”，前者如《诗经·商颂·殷武》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周景王说荆楚居“南土”，这里说荆楚居“南乡”，二者名异实同；后者如西周铜器《中方鼎》有“王令中先省南国”铭文，从整篇铭文内容分析，这里的“南国”相当于“南土”、“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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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朝自仲丁以后，“弟子争相代立”，都城屡徙，一度中衰，于是“诸侯莫朝”。荆楚在此时大概也不向商王朝贡。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社会逐渐稳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能荆楚仍然无视商王的共主地位，不朝不贡。商王武丁时，国力强盛，为了惩治不朝者，发起了对荆楚的征伐。《诗经·商颂·殷武》描绘了这次战争的状貌：“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俘)荆之旅。有截其所(处)，汤孙之绪。”西汉毛公传曰：“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东汉郑玄笺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深)入其险阻。谓逾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商军越过“方城之隘”伐楚，势必取道随枣走廊。由此不难看出，随枣走廊是殷人南征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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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人这次南征不仅取道随枣走廊，而且还借助了包括随枣走廊在内的汉东地区诸方国的军事援助。这在甲骨卜辞中已有记载：“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十二月。”这两条甲骨卜辞，均属于武丁时代，内容相同，各有残缺，可相互弥补。“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右、中、左见于郭沫若《殷契粹编》597片卜辞：“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足证是指右、中、左三军。我、曾、举都是方国名。据李学勤考证，曾的地望在今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的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我即其他卜辞中所见的“我方”，当与曾、举比邻，其地望不可考。“比”有联合、配合之义。 这两条卜辞是说：商王武丁亲率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伐荆楚。这正与《诗经》“奋伐荆楚，深入其阻”的内容相呼应、相补充。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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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枣走廊既是殷人南征的要道，又是他们往来江汉地区的通途，因而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遗迹。1977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今随州淅河梁家畈发掘清理了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铜器、觚、凿、斧、戈各1件，铜爵、（片斤）、刀各2件。据有关专家研究，这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主要特征，均与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出商代二里冈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时代为商代中期。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也就是说，早在武丁征伐荆楚之前，殷人已基本上控制了随枣走廊。
    
　　二、周人“俘金”的通衢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其南疆的安全，在汉水东、北部地区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虽说有诸姬拱卫，周王朝仍不断对江汉地区进行征伐。如西周青铜器《墙盘》铭曰：“广笞楚荆，唯狩南行”；铭曰：“殳骏从王南征，伐楚荆。”《古本竹书纪年》也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周王朝为何频繁对居于江汉地区的荆楚用兵呢?我们以为，周人除了巩固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外，掠夺当时最重要的物资——铜，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周代甚至更早，青铜制造的产品是当时最先进、最有力的工具或武器，谁充分拥有铜，谁就有强大的势力。而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拥有丰富的铜矿藏，这里的矿藏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开采。考古发现表明，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等地都发现了西周或东周时期的采铜遗址，瑞昌古铜矿的上限甚至可到商代中期，在安徽南部的铜陵、繁昌等地也发现了大量周代铜矿采冶遗址。正是上述地区拥有的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周王朝南征的主要目标之一。后德俊：《湖北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对此，出土文物已作了证实。西周青铜器《过伯簋》铭文记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宝尊彝。”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俘金”，是指夺得的铜器。杨宽：《西周时期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 实际上，这位西周王朝的大臣获得的不是铜器而是铜、锡等原料。这是因为在西周前期，楚国不可能有大量铜器，而且将掠夺来的青铜器破碎后再行熔化铸造，比用金属铜、锡直接生产青铜器更费时耗力。《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这里的“南金”，也应指江南出产的金属铜，而不会是铜器。西周王朝的贵族大臣们将其在南方征战中获得的铜铸礼器，并将其功劳铭刻其上，这恰好说明攫取金属铜是他们南征最重要的目的和最大的收获，否则是不会铭记于青铜礼器之上的。后德俊：《湖北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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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商代的随枣走廊是殷人南征的要道，那么，西周时期的随枣走廊则是周人“俘金”的通衢。周朝的军队无论是由关中直驱江汉，还是由中原南下荆楚，随枣走廊都是必经之地。当然，当时周人南下通道并非只有随枣走廊，在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也有一些山谷隘口可以通行。但是，那些山谷隘口供民间通行和小规模军事行动尚可，若要发动大规模的征讨俘金之役，则非走随枣走廊不可。俘金需要大量的车队，而这正是狭小的山谷隘口所无法容纳的。

第三节　商周之际的汉东姜姓古国——厉

　　一、厉与赖
    
　　“厉”，又作“赖”。《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灭赖”，《公羊》、《谷梁》二传记其事均作“灭厉”，释云：“灭厉如字，又音赖。”由此看来，古厉、赖同音，可互相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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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由于古代厉与赖可通用，才导致人们对文献记载“厉”与“赖”的误释。其最突出的例证，是对《左传》所记“厉”、“赖”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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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传》中，一次言及“厉”(国)，两次言及“赖”(国)。言及“厉”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言及“赖”则先后见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左传·昭公四年》。按常理讲，尽管古代厉、赖可通，但在同一作者的著作中，这种提法还是应该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两个“赖”应为一国，而“厉”则为另一国。假定把两个“赖”看成两个不同的国家，这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难以说通的。至于认为两个“赖”中有一个“赖”应与“厉”为同一国，另一个“赖”别为一国，则更是对古“厉”、“赖”同音互用的片面理解。试想《左传》既然懂得“厉”、“赖”音同互通，何以有意将一个厉国分别写作“厉”与“赖”呢?难道作者不明白这样极易导致两个“赖”即此通假之“赖”同另一个“赖”混淆吗?实际上，《左传》之所以分别作“厉”与“赖”，正是因为作者心目中“厉”自为“厉”、“赖”自为“赖”，而有意加以区别的。对此，下文还将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厉国的地望与兴亡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厉，以救徐也。”杜预注：“厉，楚与国，义阳随县北有厉乡。”清人著作如《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实》等都赞同杜注，并进而认定此厉即神农氏后裔姜姓厉国，其地位于随州西北20公里之厉山店一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6；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1 实际上，这种说法有误。《左传》已明言齐、曹之师伐厉之前次于“匡”，而匡位于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西15公里之匡城又是古今学者比较一致的见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那么，齐曹之师由“匡”东南下救淮域徐(舒)而伐之“厉”，理应位于近曹、邻楚北境之地，其地望当不出今河南东部地带，决不可能是与徐相距甚远的今随州北面之厉国。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夫之《春秋稗疏》已提出质疑：“齐桓率八国之兵以伐楚，尚次陉而不深入，安能轻率一曹，越江汉之北而向随乎?”并认为齐、曹所伐之“厉”当位于《史记》所载老子生地苦县之厉乡。王夫之：《春秋稗疏·僖公十五年》 古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县《元和郡县志》卷7；《太平寰宇记》卷12；《大清一统志》卷193 老子故里厉乡在今鹿邑县东5公里，《大清一统志》卷194 其地恰与齐、曹之师由匡地东南救徐而伐厉的情势相符。因此厉国与随州关系不大，故对其兴亡史迹的考证则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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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商周时期今随州境内有无一厉国?回答是肯定的。随州之厉，《左传》作“赖”。《左传·桓公十三年》记：“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古今学者大都认为，“赖”，指赖国，也称厉国，其地位于今湖北随州市境内。杨伯峻先生具体指出其地望在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厉山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桓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杨氏以为厉国位于随州市厉山店是正确的，但尚需修正的是厉山店(即今厉山镇)应位于随州市西北20公里，而非随州东部。这就是有别于河南鹿邑之厉的湖北随州之厉。随州之厉国，相传系厉山氏(即烈山氏)之后所建，姜姓。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于今湖北安陆发现了六件西周初年的铭文铜器，世称“安州六器”。其中《中觯》铭文曰：“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锡中马自〓候四〓，王曰：‘用先。’”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庚”即唐国，其地位于今随州西北；“〓”即厉国，其地位于今湖北随州西北。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又西周初年的铜器《太保玉戈》铭文也称此厉国为周之“南国”诸侯。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五)，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10期和1956年第3期 随州之厉国西周初年已成为周之侯国，说明它至迟商代末年已经立国，并与周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早期，此厉国又成为楚之与国，因而有《左传·桓公十三年》所载“楚子使赖(厉)人追之”事。春秋晚期，楚国为了加强对汉东地区的控制，以解除北上东扩的后顾之忧，灭掉了这个长期处于楚人卵翼之下的厉国。《左传·昭公四年》记：“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遂以诸侯，……迁赖于鄢。”此“赖”之地望，杜预无注，或许以为其显系《左传·桓公十三年》之“赖”也未可知。杨伯峻先生以为此“赖”即《左传·桓公十三年》所记之“赖”，其地在今湖北随州厉山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此说可从。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此“赖”是《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记河南鹿邑之“厉”的南迁，其地位于今河南息县东北的包倍镇一带，决非《左传·桓公十三年》所记今随州境内之厉国。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其理由有二：其一，从《左传》所载楚灭赖的情形来看，是在东伐吴取朱方、杀齐庆封以后，取山东之曾阝以前的一次行动。这期间，楚及诸侯之师一直在淮河中上游南北地带活动，从八月申克朱方至“九月取曾阝”，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若突然由淮域的朱方回师随枣走廊灭赖，随即又前往淮北取曾阝，这大幅度地进退往返，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岂是一个月时间所能做到的?其二，《左传》明言楚大夫彭生罢城赖之师于楚之“东国”边境，说明此“赖”必在淮域。实际上，这两条质疑并不难解释。对前者，杨伯峻先生注释已作明确的答复：“(楚)克朱方与灭赖盖以两支军同时进行。以地理言之，会于申，申在今南阳市北。赖在今湖北随县稍东而北；若朱方，则在镇江市南。断无先克朱方，又回师灭赖，军旅来往数千里之理。依地理推测，楚师返郢，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可以经赖而灭之，然后沿清发水至今武汉市，循江东下至朱方，则师旅不至过于疲芳。《传》先叙克朱方，由屈申为帅，而灭赖，则楚子自帅，故知可分为二支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杨氏的分析是很合乎情理的。对于后者，也不难回答。《左传·昭公四年》的原文是这样的：“(楚)箴尹宜咎城钟离，启疆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显然，《左传》是在历数了楚人城钟离、巢、州来后，才指出此“东国水，不可以城”。也就是说，钟离、巢、州来才属“东国”范围，故不可筑城。至于彭生罢赖之师，从行文逻辑上看与“东国水，不可以城”没有必然联系。否则，《左传》何不将赖置于“东国水，不可以城”之前呢?事实上，楚人罢城赖之师的原因，《左传》已于此前作了解释。《左传·昭公四年》记楚大夫申无宇曾针对城赖一事说：“……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处，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权重一时的申无宇把城赖将引起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难道不会引起彭生乃至楚王的重视吗?
    
　　随州之厉国自从鲁昭公四年即公元前538年灭于楚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说明它未能像陈一样享受复国的待遇，这大概也是楚人的一种策略吧！

第四节   周代汉东同姓封国——唐

    一、唐国的历史和族姓
    
　　前文在论述厉国历史时，曾引西周早期铜器“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铭文，据此铭文，唐国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立国了。《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是唐国在文献上最早出现，时间在西周晚期。
   
　　《左传·哀公十七年》记楚大夫子谷回忆春秋初年情况时说：“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可见，春秋早期，楚国就凭借武力威服了唐国。《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楚必阝之战时，“(楚)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为上军”。杜预注云：“唐，属楚之小国”；孔达疏云：“《经》不书唐侯者，为楚私属，故不见也。”说明在春秋中期，唐国已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了。
    
　　然而，唐楚关系终于发生了变化。春秋晚期，约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唐成公朝见楚昭王，贪婪的楚令尹子常看中了他的两匹马而又得不到，便把他扣留了三年，后来，唐人灌醉了唐成公的随从，窃马献给子常，唐侯才得以归国。《左传·定公三年》这件事深深刺伤了唐侯，唐从此与楚结恨。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唐参加了吴蔡联军攻楚之役，一举攻陷楚国郢都。次年，秦人出兵帮助楚人击退了吴兵，逐步收复了失地。这年七月，秦楚联军大败吴师于沂之后，乘胜灭了唐国。
    
　　唐国的族姓，上引《国语·郑语》韦昭解：“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史记·楚世家》正义引《世本》曰：“唐，姬姓之国也。”今人杨伯峻、李学勤等先生也以为唐为周之宗支，属“汉阳诸姬”之一。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看来，唐为姬姓似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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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有人认为上述唐国的族姓为祁，系尧之后。《史记》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清人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均持此说。对此，徐少华先生已力辨其非，言之成理，此不复赘。至于郑樵《通志·氏族略》将姬、祁二说并存，貌似公允，实则自相矛盾，碍难成立。
    
　　二、唐国的地望
    
　　根据上引“安州六器”中《中觯》铭文，唐国应与厉国相邻；而据“安州六器”《中〓》铭，唐国与随国应相近。但是相邻也好，相近也好，都有较大的伸缩性，难以确指。要想寻找唐国的地望，根据目前的情况，还得依靠文献材料。
    
　　涉及唐国地望的较早的文献材料，主要有这么几条。《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唐国云：“义阳安昌东南有上唐乡。”《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舂陵县原注：“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水经注·沔水》释安昌县云：“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分白水、上唐三乡为舂陵县……”《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章陵县条下云：“故舂陵……有上唐乡。”由此可知，唐国之地望在魏晋安昌县，而魏晋安昌县在西汉前期为蔡阳县的一部分，分置后曾相继为西汉后期舂陵县、东汉章陵县。那么，对蔡阳、舂陵、章陵、安昌诸县中任一地望的考定，都将有助于唐国地望的最终确定。喻宗汉：《吴师入郢之战有关问题探讨》附《唐国地望考》，《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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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宗汉先生根据《水经》“水出蔡阳县”和《说文解字·水部》“(员)水出南阳蔡阳，东入夏水”等文献记载分析，蔡阳县地望自当在桐柏山南麓。《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刘秀是“南阳蔡阳人”。《水经注·沔水》记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阳有汉光武故宅。”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云：“蔡阳县，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西南。”《元和郡县志》卷21随州枣阳县条云：“后汉世祖宅在县东南三十里，宅南三里有白水。”杜佑《通典·州部》枣阳县条云：“后汉蔡阳县光武旧宅在今县南二里，有白水焉，又有舂陵故城在今县东。”上引各条虽里程略异，却都认为汉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市境。光武旧宅若在今枣阳市境，则汉蔡阳故地亦当在今枣阳。今枣阳市西界滚河边有蔡阳店，疑即蔡阳故地。喻宗汉先生又进一步对白水、氵尽水进行了考证，认为此二水也应在今枣阳市境内。而白、氵尽二水既在今枣阳，则蔡阳故地当在今枣阳县更无可怀疑了。
    
　　考定蔡阳在今枣阳，则唐国故址就不难寻查了。《括地志》卷7云：“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读史方舆纪要》卷77载唐城云：“(随)州西北八十五里，春秋时唐侯国。”《春秋大事表》卷5云：“今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镇。”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认为唐国故地即今枣阳东南、随县西北的唐县镇。何光岳先生也持此说，不同的是何氏以为此唐国系由北方迁徙而来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