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山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照
   编者按：
  李文山（1919—2007），又名李明映，随县唐县镇人。少年时期目睹日军侵华的血泪史，饱受国民党统治黑暗之苦，家境也每况愈下。国难家恨，在他心中燃起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火种；1938年18岁的他毅然决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转战湖北境内随县、安陆、京山、应城等地，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编入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历任连指导员、教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大、小战役20多次；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著名的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中原突围战役、宋应战役、解放襄樊（现襄阳）、宜昌、荆门等战役。李文山老人，戎马一生，精忠报国，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华南公安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广州军区空军雷达团政委，空军沙堤基地副政委，空军5712工厂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并授予三级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1980年离职休息后，享受副军级待遇。1988年再次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章。
  李文山老人于2007年病逝，享年88岁。他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关怀李氏后人的成长和进步。他先后四次探访故里，为随州的革命史料提供铁证，为家乡的发展献计献策。为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启迪后人积极向上，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写了不少回忆文章。现选登其中关于建设随南抗日根据地经历的回忆文章，以引领读者重新触摸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忠诚与信仰、奋斗与担当，传播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一）
  白兆山是大洪山向东南延伸的一条支脉，地跨随县、安陆、京山、应城四县，方圆百余里，山峦起伏，密林丛生，在中心地带有太平寨、罗汉岭、围山等，山高岭峻，十分险要。山区土地少，以产稻谷、玉米为主，还产核桃、板栗、桐籽等特产，时遭天旱袭击，人民生活非常艰苦。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怯于对外，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年之间，我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京山、应城、安陆、随县城镇，随南白兆山成为敌后三角斗争的前沿阵地。
  随南地区，北边是随县城镇，东南是安陆城镇，这两个镇都是敌占区。随安之间有条涢水，西南是京山城镇，也是敌占区。西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区，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二集团军防守前沿阵地，与日军对峙。地方部队有6纵队和9纵队，以及五战区独立支队戴焕章部。
  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于1939年1月南下后，1940年6月挥师西进，在敌、友、顽的夹缝里开辟了随南抗日根据地。从此，这里成了三角斗争的前沿阵地。不论日军出动扫荡、发动军事进攻，或国民党反共部队出动“清剿”，我随南地区，都是首当其冲。因此，必须建立巩固的随南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以打通和保卫京、安、应等地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这对扼制武汉，以及北插桐柏山区、直取中原来说，其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心在随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民兵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军民合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从1940年6月起，两年之间，把随南地区建设成了坚持抗战的指挥中心，成为粉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堡垒，成为豫鄂边区不断扩大的基地。
  （二）
  1940年6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进入随南地区后，司令部驻九口堰，二团和八团住在孔家大湾和洛阳店一带，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抽出干部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宣传抗日十大纲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驻在哪里，哪里就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宣传我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战方针，博得了当地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当地群众深受感动，从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我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穷富，工农兵学商，一齐抗战救亡，团结各阶层人民，在动员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政权。
  1940年初，随南地区成立了党的临时领导机构。随南工作委员会（简称随南工委），常光德任书记。接着成立随南青年训练班，男女青年408人参加，由随南工委直接领导，为开展随南地方工作培养骨干。我就在这个时候，由鄂北地委澴潭地下交通站调入随南工作，先到青年班学习，并担任学员的小组长，青年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各地工作，担任指导员。在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随南办事处，张时超任主任，先后在何家店、贯庄店、柳林店、刘店、古城畈、洛阳店、永兴店等建立九个乡政府，保留了国民党旧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利用中逐步改造，也利用旧的保甲制度，每个乡辖10余个保，每个乡设党的区委会领导乡政权开展工作，我被分配到永兴乡任区委书记，兼随南办事处、永兴乡的指导员和副乡长。同我搭档的还有个姓李的副书记兼副乡长、副指导员。由随南办事处任命一位党外人士孙丙舟为永兴乡乡长。孙丙舟虽然是个地主，但他信仰三民主义，敬重孙中山先生。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每次回家，看到九口堰文工团演出，亲身感受到九口堰军民鱼水之情，回来了就宣传共产党好。乡政府机构很精干，除正副乡长、指导员外，还有文书、财会、炊事员，总共七人，都很年轻，唯乡长例外。
  永兴乡是随南地区中心，辖15个保，每个保辖7至10个甲，全乡不到10000人，纵横东西30余里，南北50余里，乡内除永兴外，还有谢家店、同兴店、赵家台、蔡家河、九口堰、王家河、任家畈等地，全乡是一个山区，山深林密，从永兴店到谢家店不到20里，翻山越岭，须得半天的路程。当地人说：“这山见那山，一天路程腿骨酸。”这给我们开展乡政权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孙丙舟为人谨慎，成天呆在乡政府，不大出门下乡。政权过渡了半年之后，1941年4月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召开军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公署，取消了办事处。我们乡办事处也随之进行民主改选乡政府。
  1941年底，随南县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我们永兴乡在改选时，经过各保选出乡代表40余人，在永兴乡召开代表大会，历时三天，选举产生了永兴乡人民委员会，由七人组成，除指导员、副指导员保留外，县委任命赵金阶任乡主任、王双任副主任。不久，县里又派来一个女干部叫朱静波，任区委副书记，专管妇女工作。新任的主任赵金阶，是本乡赵家台的开明士绅，无党派人士，为人公正，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他到职后，经常下乡，到各保检查工作，带头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带头减租减息，带动了一片，加之我们的领导班子团结合作，因此永兴乡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曾受到陈大姐（陈少敏同志）的好评。
  （三）
  政权建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永兴驻地党、政机关和部队的粮草供应，保证柳林、任家店边境地区的安全。九口堰是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以及报社、银行、医院、兵工厂以及随枣地委、随南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永兴乡的工作任务十分重要，工作重点是经常到蔡家河、九口堰地区去了解情况，到基层去检查保甲供应工作，如遇到部队供应困难，设法及时解决。有一次我发现部队实在没有柴烧，就组织指战员自己上山去砍柴，但刚砍下的柴，当时也不能烧，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我就去蔡家河向民主人士孙志盖先生做动员工作，他家有一大堆备用的柴草。孙志盖先生态度很明朗，愿将这些备用的柴草，拿出来支援驻军使用。
  1941年底，在王家河成立了抗大十分校。王家河离九口堰不到十里，翻座山就到。抗大十分校招生之际，我们乡政府副书记老王，正巧家住王家河，他父亲在王家河颇有名声，我们请老王的父亲出面向当地群众和保甲长做串连工作，按随南县委的指示，做好抗大开学后的物资供应。我和王副书记一道也住在王家河，早晚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动员工作。宣传抗大是新四军在豫鄂边区唯一的一所大学，是为边区党委、部队、地方培养人才，学校建在王家河，王家河的群众应义不容辞地给予抗大大力支援。经过动员，当地群众表示只要他们能做到的，就一定去完成，绝不辜负共产党对他们的恩情。由于工作做得到位，许多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了学校，保证了学校教职员工的粮食、蔬菜、柴草甚至桌椅的供应。我们还动员群众浚河修堤，排除污水，修路、平场，给学校员工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
  抗大十分校的政治影响和招生广告传到了武汉市，在招生之际，武汉市的几批爱国青年闻讯前来报名投考。他们来自武汉大城市，穿的戴的全是洋打扮，有的西装革履、戴墨镜，有的穿长袍大褂、戴礼帽，总之穿的用的全是洋货。学校发了棉衣后，他们的有些衣物成了负担，行动也不便，于是他们将那些洋货拿到洛阳店去拍卖。除个别青年被淘汰外，武汉来的青年大部分在学校教育和干部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步地进行了自我思想改造。加上王家河的群众也向他们做工作，欢迎他们到抗大深造，为抗日贡献力量。因此，这批青年思想逐步稳定，能安心求学。
  抗大正式开学那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在河滩平整的广场上，千余人参加，还有附近群众也赶来看热闹。正好我们主力部队在汉阳消灭了伪军汪步青部，从那里俘获来的军乐队廿余人，为开学典礼奏乐。晚上，文工团也演出了精彩节目，为开学典礼助兴。抗大十分校开学，是豫鄂边区新四军建军以来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午，学校举行会餐，请我们永兴乡的领导同志赴宴，还有当地保甲长、支援学校作出贡献的群众代表也应邀赴宴。抗大十分校校长肖远久专门到我们的席位上敬酒，我们永兴乡政府还向抗大赠送了一面锦旗。
  （四）
  根据豫鄂边区党委指示，我们组织人民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随南县委也一再督促各乡，把群众组织起来，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就能顺利进行。
  我们乡积极推行建立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救国会内设委员5—7人，设主席、副主席，以甲为单位成立农救会小组，设组长、副组长，并制定了救国会的章程。章程的内容大意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法令，积极支援驻军粮秣柴草，带头进行“双减”斗争；铲除汉奸卖国贼，不信谣、不传谣等等。吸收贫雇农为会员，并欢迎中农参加。我首先在谢家店第五保开展农救会试点，深入农民群众访贫问苦，找到一个姓郑的贫民，他思想开明，政治可靠，初步定为农救会主席，通过他串连贫雇农，一周内把农救会组织成立起来了，参加的会员有20余人，郑被选为农救会主席，下设若干小组。九月份在永兴乡召开大会，推广试点经验。到1941年底，乡各保农救会都成立起来了，随南县委书记常光德同志在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上，对我乡工作提出了表扬。
  以农救会为基础，进一步进行“双减”斗争。九、十月间，正是农民向各地地主交租之际，我们在群众大会上，大力宣传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这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农民是愿意的，特别是佃农更为愿意，但是他们也有顾虑，主要是害怕地主报复。地主分子表面上拥护“双减”，但内心不快，有的地主甚至威胁农民说：“你减了我的租，我收回我的地。”根据当地各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表达“双减”的决心，揭露那些不法地主的行为，并在农会里找几个敢于斗争的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打灭了地主的威风。在斗争中，表扬了一批开明地主，他们对佃农如数减租。这些工作，使农民特别是佃农，消除了思想顾虑。
  （五）
  1941年到1942年是豫鄂边区发展时期，也是战斗较为频繁的时期。随南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为抗击日军，为粉碎反共派的“清剿”，我主力部队开展了战斗行动。支援前线的任务，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群众组织起来了，实行了“双减”，又废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农民认定了共产党的领导，认识到人民子弟兵是一心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斗的，由此，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支援前线打击敌人。
  1942年初，国民党第五战区桂系部队纠集地方土顽，向我随南地区柳林店进犯，我军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进行反击，战斗打了一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把顽固派打跑了，但我军负伤的同志不少。我乡担负着运送伤员的任务，我们组织几十副担架，清晨赶到柳林前线去执行运送伤员任务。谢家店的群众还主动烧开水送到前线，给参加战斗的指战员解渴。坐镇在谢家店前线指挥所的随枣地委书记余益庵同志，同我们乡的领导一起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给指战员分忧排难。在群众的支持下，一个个问题解决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文山同志，还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好!支援前线工作，搞得及时，也很周到。”
  在动员人民群众的同时组织民兵，民兵也是保卫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
  永兴地区，西边是何家店，北边是柳林店，国民党的土顽，经常窜到边境地区骚扰掠夺，影响了永兴地区的安全，特别是对谢家店和任家畈三个保的边境影响更大，因此组织民兵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以农会为基础，以贫雇农青年为骨干，组建了民兵中队。60余个民兵的主要武器，开始以刀矛为主，兼有少数土枪、撇把枪，能打步枪子弹，后来换了些步枪。民兵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情报，盘查形迹可疑分子，抓敌特便衣，遇有情况鸣枪报信，使乡民应变行动。我们曾几次抓住了国民党化装到我区的便衣密探，送到随南县委指挥部，县委武装部的蒋部长对我乡的民兵建设和作用评价很好。
  （六）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做到多团结一个朋友，就减少一个敌人。经我调查了解，永兴乡有些民主人士是地主分子，或者是当地士绅，或是国民党县区政府职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赋闲，有的任过伪乡、保长。全乡15个保内，每个保都有统战对象。综合我乡的情况，我们向随南县委汇报后，县委书记常光德同志指示我亲自出面交朋友。从1941年6月开始，我每到一处做群众工作的同时，就有准备地找统战对象谈话。一天，我到谢家店，找到当地地主士绅徐良甫。他50余岁了，曾在国民党县政府做过事，在谢家店街北头有个小村，全部是他家的房子，有几百亩地。我登门拜访，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对我很热情，视为上宾，起初的话题，谈到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我按照毛主席的“两种方针、两个前途”的论断对他说：“只要坚决抗战，抗战就会胜利，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实现中国的自由和解放。否则，中国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我们共产党、新四军是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争取民族解放的前途的，希望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都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希望徐老先生跟我们一道为筑成统一战线长城添砖添土。”我这一席话，说得他完全同意我党的方针。接着谈起新四军在边区、在随南建设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时，徐老先生说：“这是我亲眼所见，全民共睹之事，没有新四军在敌后抗战，我们就难得安宁地生活。”谈到“双减”政策、组织大多数群众时，他说：“本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愿意参加地方各种活动。”从此以后，徐老先生虽年过五旬，但当地农会召开各种会议，开展各种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徐老先生那里的工作成果，更加增强了我搞统战工作的信心。接着我上蔡家河孙志盖家，到赵家台赵金阶家等，经过我同他们交朋友，他们对永兴乡的工作开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如孙志盖先生每次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总是带头提倡拥护政府的法令，并批判少数人对政府的政策所抱的怀疑态度，同时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谣言等。1942年我军暂时撤离随南根据地时，他跟随随南行政委员会一块转移到安应地区参加地方工作。总之，凡是交过朋友的统战对象，他们首先做到的是不反对我们，不起破坏作用，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工作。
  （七）
  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同志接见永兴乡、洛阳乡的干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陈大姐到九口堰住在五师司令部。1941年冬，她决定到鄂东去巡视工作，临行前，我通过随南县委新到任的书记高定一同志，请求大姐来永兴、洛阳同干部们见见面。那天上午九时，我们把各乡的领导干部集合在洛阳店南头一个学校里，县委也集合县机关干部共约60余人，等候陈大姐来临。时钟刚到九点，陈大姐来了，我走上前同她握手，大姐突然问我：“你不是叫李明映吗？不是鄂北地委澴潭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吗？”还未等我回答，高定一同志连忙介绍说：“他早就调我们永兴乡任区委书记了。现在又兼任中心区委书记，一年多来，永兴乡保证驻地的党、政、军、机关、学校等处的供应，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大多数群众、民兵建设、支前工作都做得很出色。”陈大姐听了很高兴，赞扬道：“没想到一个联络员有这样大的能耐！”我腼腆地解释说：“是大家的力量。”陈大姐说：“你说得对，大家的力量要靠‘班长’去组织嘛！书记就是‘班长。’”边说边起身步入会场，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请大姐讲话。一阵掌声中，大姐说：“我来了好几天，同先念同志交换情况研究问题，没有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大姐接着说：“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们在五师的指挥中心，在白兆山的腹地，建设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其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你们依靠群众力量，保卫随南根据地，对发展边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来当官的，也不是来谋私利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人民的勤务员……”陈大姐的教导和鼓励，时时在我的耳边回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本文根据李文山老人回忆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