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泉之战，黄帝部落集团取代炎帝部落集团，成为华夏民族的“旗手”，加速了炎黄融合、华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炎帝后裔开枝散叶，“姜姓诸夏”与“姜姓之戎”将始祖的精神传播到四面八方，从而，“炎黄子孙”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身份。

炎黄交替的“阪泉之战”

    炎帝与黄帝的关系，在《周易·系辞下第八》中，描述为“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为“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而在春秋的《国语·晋语》中，晋公子重耳的随从大臣司空季子又将炎帝与黄帝的关系描述得更为亲密：“昔少典娶于有鑝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司空季子为了劝重耳娶秦女为妻，将炎帝与黄帝说成了一母同胞的兄弟，且因生长的环境不同而异姓异德。在春秋时代，炎帝集团属于姜姓、黄帝集团属于姬姓，当已有定论，但将炎帝与黄帝说成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大概出自司空季子个人的推测与演绎，司马迁等史家都没有敢采信。但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是两个关系亲密的亲缘集团，世代互为婚姻，却是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事实。
炎黄的传承关系，首先表现在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贡献上。
     作为领导由“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这场“农业革命”的“圣人”炎帝神农，不仅“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殖百谷百蔬”，还为生产生活的便利，有一系列的发明。“神农耕而作陶”，发明制作陶器；“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发明了纺织；陶纺轮在随州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便是一大佐证。神农尝百草而发明医药，更是千古传诵的故事。《淮南子·修务训》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正由于人们公认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奠基者,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而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又发明了商品交换的规则，“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作》中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新论》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琴瑟的发明，更是惠及人们的精神生活。
     而黄帝的贡献，则在炎帝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研究四时节气变化，把五行和四时相配，更好地种植黍、稷、稻、麦、菽等。并丈量四方土地，加以规划。“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驯养鸟兽蚕虫，教民养蚕、缫丝、织帛，测定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尤其是黄帝的“节用水火材物”，按季节采伐树木、捕鱼打猎，倡导“可持续发展”，与烧山播种的“烈山氏”，明显地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黄帝登上历史舞台，正是 “神农氏世衰”之时。
     三国时代蜀汉谯周《古史考》认为，“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而晋初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记载得更详细：“炎帝传位八代也……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
     大概是在末代炎帝榆罔之时，榆罔先是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信与势力，“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不能主持公正、维护秩序；接着自己也参与 “侵伐”，“欲侵陵诸侯”，更加失去人心。此时黄帝隆重登台，并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率以“熊罴貔貅”等为图腾的“诸候”，“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看来，黄帝是内政外交、文攻武卫一起动手，从而一呼百应，取炎帝而代之。

“姜姓诸夏”的融合繁衍

     阪泉一战，黄帝登上了领导岗位，对姬姓黄帝集团的发展，自然是取得了领先优势，子孙繁衍，人丁兴旺。随后的历朝历代领导者，上溯其祖源，大多能在黄帝“族谱”里找到位置。
夏朝的开国之君禹，“姓姒氏”，“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殷商的先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乃为黄帝曾孙帝喾之子。周之先祖后稷，其父也为帝喾，据说其母姜原踩了巨人的脚印“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而不践……因名曰弃。”弃长大成人，帝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即使是自称“我蛮夷也”的楚武王，芈姓，追溯其先祖，仍是出自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所以，大诗人屈原在《离骚》的第一句就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嬴姓的秦始皇，不用说，追溯起其先祖，仍是黄帝之孙颛顼……
    而姜姓的炎帝集团，经阪泉之战，自然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那么，炎帝神农的子孙到哪里了呢？
唐司马贞为《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中说：“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正是有了始祖炎帝神农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德泽”，其子孙后代虽然没有姬姓黄帝集团的那么显赫，也仍然枝繁叶茂绵绵不绝，或为“诸侯”，或为“贤相”，颇多建树。
在炎帝之后中，《史记》称之为吕尚、《封神演义》称之为姜尚姜太公姜子牙者，当是影响大享誉广的佼佼者。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拿下了商纣王的江山，并封于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之齐，齐为大国。”并被周成王授予征讨之权，可号令天下，“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在炎帝神农发源地的随枣走廊一带，古厉国就是炎帝神农部落的一支。同样位于随州境内的随国虽是周初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然而有的文献则谓随是姜姓，这说明姬姓是随的公族，而大量的土著人则是姜姓。周初分封的申、吕两大姜姓国，也位于今随枣走廊北端的南阳盆地一带。
     周初大分封时，东方受封的姜姓国有伊、共工、陆浑、向、焦、沈、约等，达19国之多，足见炎帝神农部落后裔流传之广。
     密切合作，是身处中原之地的姜姓炎帝集团的后人，与姬姓黄帝集团的后人相互融合的一种方式；而融合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两个集团世代通婚的传统。
     如上文提及，黄帝曾孙帝喾，娶的就是炎帝神农一支部落有邰氏的女儿，名为姜原，并生下周之先祖后稷；而周文王姬昌之祖母太姜，仍为姜姓之女……炎黄两大集团世为婚姻，身处中原之地的“姜姓诸夏”与姬姓黄帝集团逐步融合，于是，炎黄子孙更加繁衍昌盛。

“姜姓之戎”的开枝散叶

    阪泉之战后，炎帝的后裔，发展中分为共工、四岳、氐羌三大支，一部分融入黄帝集团，其他的便流徙四方，成为“姜姓之戎”。因此，“姜姓诸夏”之外，“姜姓之戎”更将炎帝的血脉传承到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
    如“西戎”，从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氐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认为：“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关于氐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匈奴、鲜卑等也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 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
    炎帝神农集团，本以农耕为本，其苗裔如何成为流落四方的游牧部落？
    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认为：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
    在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附近，有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名曰“白马藏人”。他们分布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和甘肃文县一带，解放初期被定名为藏族，定名的主要根据是由于他们与松藩等藏民生活区毗邻。其实无论从语言、服饰、歌舞、信仰及生活习性等方面，他们均与藏民族有较大差别。白马人对于自己被称为藏族，普遍存在意见。学术界也就白马人的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著名历史学者徐中舒、缪钺、邓子琴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自冉鎓以东北，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点明了“白马”与“氐”的关系。
    《北史·氐传》说得更具体：“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济、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王侯，受中国拜封。” “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济、渭抵于巴、蜀”，都是氐族居住活动的地区， 《北史》所说的这个范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与之连接的四川西北部。正因为这一地区在秦汉是氐族居住的地区，所以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四个氐道 （氐道，即氐族聚居的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了陇西郡的氐道 (今甘肃清水县境)、广汉郡的甸氐道 (今甘肃文县西)、刚氐道 (今四川平武县东)以及蜀郡的湔氐道(今四川松藩县西北)。由史书可见，氐人在战国至秦汉已经定居在松藩、平武、甘肃南部广大的地区，与白马藏人现今居住的地区是吻合的、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藏民族及藏文化的形成比较晚，应该说白马藏人和西藏的藏民都是古老的氐人的后代。
    尽管对“白马藏人”源流的认识，专家学者们还有一些分歧，但对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即：正是有了五千多年来炎黄子孙的不断开拓进取，阪泉之战，黄帝部落集团取代炎帝部落集团，成为华夏民族的“旗手”，加速了炎黄融合、华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炎帝后裔开枝散叶，“姜姓诸夏”与“姜姓之戎”将始祖的精神传播到四面八方，从而，“炎黄子孙”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身份。

炎黄交替的“阪泉之战”

    炎帝与黄帝的关系，在《周易·系辞下第八》中，描述为“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为“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而在春秋的《国语·晋语》中，晋公子重耳的随从大臣司空季子又将炎帝与黄帝的关系描述得更为亲密：“昔少典娶于有鑝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司空季子为了劝重耳娶秦女为妻，将炎帝与黄帝说成了一母同胞的兄弟，且因生长的环境不同而异姓异德。在春秋时代，炎帝集团属于姜姓、黄帝集团属于姬姓，当已有定论，但将炎帝与黄帝说成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大概出自司空季子个人的推测与演绎，司马迁等史家都没有敢采信。但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是两个关系亲密的亲缘集团，世代互为婚姻，却是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事实。
     炎黄的传承关系，首先表现在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贡献上。
     作为领导由“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这场“农业革命”的“圣人”炎帝神农，不仅“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殖百谷百蔬”，还为生产生活的便利，有一系列的发明。“神农耕而作陶”，发明制作陶器；“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发明了纺织；陶纺轮在随州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便是一大佐证。神农尝百草而发明医药，更是千古传诵的故事。《淮南子·修务训》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正由于人们公认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奠基者,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而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又发明了商品交换的规则，“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作》中说:“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桓谭《新论》说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琴瑟的发明，更是惠及人们的精神生活。
     而黄帝的贡献，则在炎帝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研究四时节气变化，把五行和四时相配，更好地种植黍、稷、稻、麦、菽等。并丈量四方土地，加以规划。“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驯养鸟兽蚕虫，教民养蚕、缫丝、织帛，测定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尤其是黄帝的“节用水火材物”，按季节采伐树木、捕鱼打猎，倡导“可持续发展”，与烧山播种的“烈山氏”，明显地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黄帝登上历史舞台，正是 “神农氏世衰”之时。
     三国时代蜀汉谯周《古史考》认为，“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轩辕氏代之。”而晋初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记载得更详细：“炎帝传位八代也……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
     大概是在末代炎帝榆罔之时，榆罔先是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信与势力，“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不能主持公正、维护秩序；接着自己也参与 “侵伐”，“欲侵陵诸侯”，更加失去人心。此时黄帝隆重登台，并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率以“熊罴貔貅”等为图腾的“诸候”，“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看来，黄帝是内政外交、文攻武卫一起动手，从而一呼百应，取炎帝而代之。

“姜姓诸夏”的融合繁衍

     阪泉一战，黄帝登上了领导岗位，对姬姓黄帝集团的发展，自然是取得了领先优势，子孙繁衍，人丁兴旺。随后的历朝历代领导者，上溯其祖源，大多能在黄帝“族谱”里找到位置。
     夏朝的开国之君禹，“姓姒氏”，“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殷商的先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乃为黄帝曾孙帝喾之子。周之先祖后稷，其父也为帝喾，据说其母姜原踩了巨人的脚印“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而不践……因名曰弃。”弃长大成人，帝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即使是自称“我蛮夷也”的楚武王，芈姓，追溯其先祖，仍是出自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所以，大诗人屈原在《离骚》的第一句就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嬴姓的秦始皇，不用说，追溯起其先祖，仍是黄帝之孙颛顼……
     而姜姓的炎帝集团，经阪泉之战，自然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那么，炎帝神农的子孙到哪里了呢？
     唐司马贞为《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中说：“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正是有了始祖炎帝神农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德泽”，其子孙后代虽然没有姬姓黄帝集团的那么显赫，也仍然枝繁叶茂绵绵不绝，或为“诸侯”，或为“贤相”，颇多建树。
     在炎帝之后中，《史记》称之为吕尚、《封神演义》称之为姜尚姜太公姜子牙者，当是影响大享誉广的佼佼者。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拿下了商纣王的江山，并封于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之齐，齐为大国。”并被周成王授予征讨之权，可号令天下，“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在炎帝神农发源地的随枣走廊一带，古厉国就是炎帝神农部落的一支。同样位于随州境内的随国虽是周初分封的“汉阳诸姬”之一，然而有的文献则谓随是姜姓，这说明姬姓是随的公族，而大量的土著人则是姜姓。周初分封的申、吕两大姜姓国，也位于今随枣走廊北端的南阳盆地一带。
     周初大分封时，东方受封的姜姓国有伊、共工、陆浑、向、焦、沈、约等，达19国之多，足见炎帝神农部落后裔流传之广。
     密切合作，是身处中原之地的姜姓炎帝集团的后人，与姬姓黄帝集团的后人相互融合的一种方式；而融合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两个集团世代通婚的传统。
     如上文提及，黄帝曾孙帝喾，娶的就是炎帝神农一支部落有邰氏的女儿，名为姜原，并生下周之先祖后稷；而周文王姬昌之祖母太姜，仍为姜姓之女……炎黄两大集团世为婚姻，身处中原之地的“姜姓诸夏”与姬姓黄帝集团逐步融合，于是，炎黄子孙更加繁衍昌盛。

“姜姓之戎”的开枝散叶

    阪泉之战后，炎帝的后裔，发展中分为共工、四岳、氐羌三大支，一部分融入黄帝集团，其他的便流徙四方，成为“姜姓之戎”。因此，“姜姓诸夏”之外，“姜姓之戎”更将炎帝的血脉传承到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
     如“西戎”，从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氐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认为：“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关于氐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匈奴、鲜卑等也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
     炎帝神农集团，本以农耕为本，其苗裔如何成为流落四方的游牧部落？
     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认为：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 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
     在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附近，有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名曰“白马藏人”。他们分布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和甘肃文县一带，解放初期被定名为藏族，定名的主要根据是由于他们与松藩等藏民生活区毗邻。其实无论从语言、服饰、歌舞、信仰及生活习性等方面，他们均与藏民族有较大差别。白马人对于自己被称为藏族，普遍存在意见。学术界也就白马人的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著名历史学者徐中舒、缪钺、邓子琴等认为“白马藏人”是历史上古老氐族的后裔；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自冉鎓以东北，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点明了“白马”与“氐”的关系。
    《北史·氐传》说得更具体：“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济、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王侯，受中国拜封。” “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济、渭抵于巴、蜀”，都是氐族居住活动的地区， 《北史》所说的这个范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与之连接的四川西北部。正因为这一地区在秦汉是氐族居住的地区，所以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四个氐道 （氐道，即氐族聚居的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了陇西郡的氐道 (今甘肃清水县境)、广汉郡的甸氐道 (今甘肃文县西)、刚氐道 (今四川平武县东)以及蜀郡的湔氐道(今四川松藩县西北)。由史书可见，氐人在战国至秦汉已经定居在松藩、平武、甘肃南部广大的地区，与白马藏人现今居住的地区是吻合的、一致的。
    有学者认为，藏民族及藏文化的形成比较晚，应该说白马藏人和西藏的藏民都是古老的氐人的后代。
    尽管对“白马藏人”源流的认识，专家学者们还有一些分歧，但对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即：正是有了五千多年来炎黄子孙的不断开拓进取，不断交流融合，华夏民族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正是有了56个民族的齐心协力，华夏大厦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随州日报记者 张 顺）不断交流融合，华夏民族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正是有了56个民族的齐心协力，华夏大厦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