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瑟被清理出土

考古挖掘现场

    省考古所近日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在枣阳市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群，其中一号墓为早期曾侯墓。
    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瑟和编钟架等大型乐舞遗存，填补了西周至战国早期500年间大型乐舞发展史空白，进一步证明曾国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
    郭家庙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一、二组，总长1500米，东西宽800米，分为郭家庙墓区和曹门湾墓区。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截至目前，共发掘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两座，共出土青铜器400余件（套）、玉器近百件、陶器50余件、漆木器30 余件等。“此前一直认为曾国较弱，但在一号墓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型车马坑及大量兵器，改变了这一看法”，方勤称，本次考古进一步证实，名不见经传的“小 国”曾国，实为春秋早期的大国。

曾国古墓主人或为曾侯乙祖辈

    郭家庙古墓群发现一处小型铜礼器墓，有一椁一棺，尽管多数被盗扰，仍然出土了带铭文铜器的鼎、盘，其中两件为曾子鼎，说明墓主人是子爵，可以判定此处是曾国贵族墓葬群。然而最大的一号大墓主人是谁，专家一直在寻找答案。
    随着考古发掘推进，这一疑惑并没有更清晰的线索，长11米、宽7.8米的一号大墓，考古人员发现了7个盗洞，有3个已经抵达墓的底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方勤表示，郭家庙古墓群春秋早期是曾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楚国进攻曾国，便对曾国的贵族墓进行破坏，此后古墓群还遭遇多次盗窃，最近几年也有盗墓痕迹，这 对考古影响较大。
    方勤介绍，一号墓主墓为斜坡单墓道的岩坑墓，东西向，该墓道、墓室长宽基本相等，其形制在春秋时期墓葬中较为特别，但是大件铜礼器被盗，增加了考古研究的 难度。一号大墓及附葬车坑、马坑，充分说明该墓地级别较高，应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国君级别墓地，但君主是谁难有定论。
    考古专家分析认为，郭家庙墓地范围较大，1982年出土的 “曾侯 伯秉戈”，与此次发掘的墓地距离较近。专家推测，本次发掘的一号墓墓主人疑似为曾侯 伯，是著名的曾侯乙的祖辈。目前已知的曾侯有10来位，年代最早的为曾侯谏，最晚的为曾侯丙。这座曾侯墓的发现，对进一步揭开“曾国之谜”有重要意义。

陪葬墓惊现曾国最大车马坑

    据了解，此次发现的一号大墓为斜坡单墓道的岩坑墓，东西向，长11米，宽7.8米，墓室长 11.3米，宽8.5米，深8米。墓道、墓室长宽基本相等，其形制在春秋时期墓葬中较为特别。虽然该墓葬曾经被盗，但椁室的木头及棺木都保存的较好，特别 是棺木上面彩绘的图案和丝织品仍然可见，初步判断可能是多重棺。墓内大件铜礼器虽被盗，但仍出土大量的兵器、车马器、玉器以及漆木器。
    本次发现的一号车坑与一号马坑属于一号墓的陪葬坑，位于一号墓的西部，二者东西向并列。其中一号车坑长32.7米，宽4米，葬车28辆（实体车25辆，以 车毂、车轴代表意义的车辆3辆）。由于车坑中的车子保存较差，仅有两辆车大致可以复原。车的排列方向是东西纵列式，这与楚国常见的横列车阵不同，其中东面 的车辆保存较好，有彩绘图案，出土的铜质车器较多。一号马坑长9米、宽8米、深2米，葬马49匹 （可能还有3匹被盗挖破坏）。马匹是被杀死后乱葬在坑中，马头骨多见两个一组的现象，推测车坑中的马车多为两匹马。陪葬的车坑与马坑显示墓主人地位显赫，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文新介绍，这是迄今发现的春秋时期曾国规格最大的车马坑。本次发现的一号车坑与一号马坑，对研究曾国马车的结构以及陪葬制度，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湖北省博物馆考古专家还介绍到： “此次挖掘还发现了两件曾子鼎，这进一步肯定了郭家庙墓地是曾国贵族墓葬的结论。所发现的一号大墓及附葬车坑、马坑，也充分说明该墓地的级别较高，应该是目前所见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的国君级别墓地。”

最悠久礼器双龙玉璜

    纹饰精美的双龙玉璜也现身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一号墓葬。考古专家称，玉璜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悠久的礼器，本次出土双龙玉璜玉质上等、雕纹精细如发丝，证明墓主人身份尤为显赫。
    当日下午，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墓中古件。“这儿发现一块玉饰。”一块裹满泥土的玉器在清理中轮廓初现。考古领队方勤甄别发现，这是一块古老的双龙玉璜。
    据了解，在中国古代，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记者看到，双龙玉似梯形，虽经过2700多 年的岁月洗礼，仍然润滑白皙、雕纹细如发丝。方勤推断，双龙玉璜应为一块和田玉，质地上等。再加上雕纹精美且为龙形，可说明墓主人非常尊贵。
    郭家庙墓地考古队负责人胡刚说，目前尚不能确定这块玉龙双璜的制作年份，但至少是春秋早期以前的文物，比战国要早上300年左右。

曾国古墓发现鸭形漆木器
专家推测为乐器的架座

    随着考古工作推进，在郭家庙曹门湾墓区M1墓室，一件特殊的漆木器引起大家关注。
    “墓室里竟然有一只卖萌的鸭子，扁扁的嘴，大大的头。”考古人员们忍不住调侃这一萌物。据介绍，这个鸭形漆木器最初在墓室东北临壁处发现，通身呈现深红色，从外形来看与鸭子极为相似，不过有专家认为也有可能是凤、鸳鸯或其他鸟的形象。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这个鸭形漆木器长82cm，高45cm，宽36cm，颈部大部分垂鳞纹完好清晰，其余部分的花纹需进一步清理修复之后辨认，目前这种鸭形漆木器共发现多个，数量尚不能完全确定，其他几件体积较小，损毁较为严重。
    这个鸭形漆木器在两千多年前是做什么用的？考古专家初步研究后认为，应该是一种乐器架座，如编钟或编磬的架座。
    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介绍，该漆木器背部有一个方型的榫口，可能是一种鼓架，事实上古代动物形象常常被作为器物的底座，如战国青铜曾侯乙建鼓底座，就由八对大 龙和许多的小龙相互纠结盘绕而成，还有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对彩漆梅花鹿，形态逼真，头部可以360度自由旋转，背部带有榫口，应为鼓座或旗杆。但是，无论外 形还是所处时代，此次发现的曾国鸭形漆木器，都与此前发现有较大差异，这只“大嘴鸭”的用途仍有待考证。
    经过初步研究，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鸭形漆木器，可能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动物，而是撷取不同动物局部特征后经过感性的加工，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如头部的冠就与鸳鸯相似，至于这一形象的寓意，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刻有龙凤纹的最古老编钟架

    记者下到一号大墓北部，看到分布着彩漆木雕大型编钟架和编磬架。专家介绍，这是迄今发现史上最早的一处大型乐舞遗迹。
    编钟和编磬，是表演乐舞的主要乐器。
    据介绍，编钟架长4.65米，两端是圆雕的龙首，通体是彩饰的龙凤纹。底座大小两对四件，腐蚀很严重，其中较大者为圆雕凤首，局部彩绘垂鳞纹，形象生动饱满。
    墓室西北角发现石质编磬，但都腐蚀严重。没有发现大型编钟，推测已经被盗墓者盗走，但是发现4件青铜铃钟。记者看到，铃钟上有凤纹，小巧玲珑，最大的巴掌大，最小的只有10厘米高。
考古发现填补古礼乐史一处空白
    专家介绍，此次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一号墓发现的春秋早期大型乐舞遗迹，意义非凡。
    据专家介绍，乐舞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表演形式，诗、乐、舞三位一体。乐舞具有鲜明的仪式性，是先民歌颂英雄、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从周代开始，乐舞的表演成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成为贵族身份的重要表征。
    随州叶家山111号墓出土的西周早期5件套的编钟，是迄今最早的大型成套编钟，是礼乐制度滥觞期的代表。著名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包括曾侯乙编钟 在内的乐器群及其它音乐文物，则是周代礼乐制度极盛的标志。此前出土的春秋编钟均为小型。此次在枣阳郭家庙曹门湾一号墓发现的春秋早期大型乐舞遗迹，填补 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近500年间大型乐舞发展史的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曾国是周代礼乐文明的正统代表。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还发现史上最早的麻制品。

20余枚罕见玉质海贝

    截至目前，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一号墓已出土了20多枚玉质海贝。考古专家胡刚博士说，通过仔细观察，可发现这些小巧玲珑的玉质海贝上还有精美的雕纹。同时，在海贝中心线上多见小孔，推测可能是作为佩戴所用，目前发现20余枚。
    据介绍，玉质海贝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夏、商、周三代，就作为珍宝出现在各地遗址、墓葬里。海贝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所以在当时也常被当作等价的媒介物，穿系成“朋”用于商品的交换之中，因而具有货币的功能，以后又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
    考古专家表示，一号墓中出土的玉质海贝制作水平较高，不仅充分表现出了春秋早期玉工的精湛制作水平，同时也彰显出曾国国君的地位与财富。
年代最久远的古瑟
    枣阳市吴店镇郭家庙曾国古墓群考古现场，一号大墓中的大型乐舞遗迹在考工人员细心清理下，慢慢揭开面纱。最大的一号墓已经见底，考古人员沿着梯子，下到8米深的墓底，将积水清干净，小心翼翼地清理每一件文物。
    当日上午11时许，一块木器露头，考古专家顿时兴奋起来，仔细甄别发现，它的一侧有可以固定弦的芮，综合其它构件，确定它居然是罕见的瑟。
    记者看到，瑟的弦已经不见踪影，木头也腐烂成多块，只有一个轮廓。考古人员将一块块木头取出，轻轻地放在木板上，经测量，这把瑟有1.3米长。吊车将一个巨大的铁框缓缓放进墓坑，几个人慢慢将瑟抬上去，将这件宝物提升到地面上来。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器乐考古专家张翔介绍，瑟是中国古代的拨弦乐器。此前，宜昌当阳赵岗4号墓也曾出土过瑟，是当时发现史上最早的，但此次出土的 瑟比它还要早百余年，比曾侯乙墓中的瑟早数百年，可以说是目前出土的我国最早的瑟。弦乐器的制造、调试都很困难，说明当时曾国的音乐水准很高。